宇哥带你读原著，一起来看由于和伟，曹磊，何政军，王劲松等主演的央视热播剧《伟大的长征》解析第三十四回，请先点赞，关注。 楔子 1936年10月，红军的三大主力胜利会师，代表长征胜利结束。 但这对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而言，也标志着他政治资本的瓦解。 早在鄂豫皖时期，张国焘就以“土皇帝”自居，实行家长制领导，在军内培植私人势力。 当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他发现中央红军实力远逊于自己，对中央的态度就由原来的钦敬，瞬间转化为蔑视，夺权当领袖的欲望膨胀。 随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，坚决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议，执意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，造成了巨大损失。 他甚至“自立中央”搞分裂，妄想与中央平起平坐，这彻底暴露其“军阀主义的本质”。 即便是会师前夕，张国焘还出尔反尔，命令红四方面军从北上转为西进。 张国焘这种将个人权力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思维，是他最终无法安于党内正常秩序的深层根源。 由于以上种种，三军会师后，张国焘就被解除了兵权，进而失去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直接控制。 随后，他就被派往延安，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。由于主席林伯渠常驻西安，张国焘一度代理主席职务，主持日常事务。 这个职务虽然听起来不错，但属于政府机构，不能参与最核心的军事和党务工作，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实际上已经被高高挂起了。 张国焘的检讨不深刻 1937年1月，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的错误开展了批评运动。 1937年2月6日，张国焘在巨大的压力下，向中央递交了书面检讨，标题为《从现在来看过去》。 根据内容来看，张国焘只是勉强承认自己犯了：政治上的原则性错误，组织上的组织路线错误。 但这次的检讨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策略性的退让，而不是他真正思想上转变了。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，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。 会议系统性地清算了张国焘犯下：右倾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，并且通过了《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》。 这次中央在政治上，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正式定性，不过中央在处理上，还是留有余地的，采取的是积极帮助教育的态度，并且保留了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。 王明让张国焘崩溃了 真正让张国焘决心叛逃的人，还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。 1937年11月底，王明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。他此行是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，但其做派却俨然像“ 钦差大臣 ”一般，以中共领袖自居。 王明的归来，立即给延安的政治生态增添了不少的变量。对张国焘而言，他更是如坠冰窟，因为王明自始至终对张国焘的态度，都是充满了敌意和压迫感。 王明对张国焘的致命打击，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批判上，而是落实在了行动中。 此前，王明在路过新疆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新疆的迪化（现在的乌鲁木齐）以“托派分子”的罪名，下令处决了张国焘的铁杆追随者：李特和黄超。 李特和黄超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，张国焘对他们都是相当倚重的。 王明在随后与张国焘的单独谈话中，故意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。 王明说：李特和黄超都是托派，已经被枪决了。（ 托派罪是王明从苏联带回来的，是他排除异己，制造恐惧的工具，李特和黄超后来得到了平反 ） 当张国焘震惊地反问“那任何人都可被定为托派”时，王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安抚道：你不是托派，不过被托派利用了。 王明为什么要针对张国焘？ 王明与张国焘的这次谈话，直接让张国焘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从此之后张国焘开始心神不定，坐卧不安。 这源于王明向他传递了一个很清晰又恐怖的信号：那就是清算不仅仅是政治上的，还是肉体上的。而且，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王明的下一个目标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王明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地针对张国焘呢？ 首先王明与张国焘是有旧怨的。 早在王明和张国焘俩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，他们就存在权力的竞争：王明在苏联的时期，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。 现在王明回国了，记仇的他当然要把张国焘视为自己压制与打击的对象。 其次，王明回国后，试图推行一套不同于主席的路线。 张国焘作为有“分裂”前科，且被中央批评过的实权人物，这是他需要“驯服”或“清除”的障碍。 这正是王明先处决李特，黄超，后敲打张国焘的原因。他就是想利用张国焘的名气，向党内展示自己的权威。 最可怕的是，王明使用的“托派”罪，相当恐怖，只要被他指定了，那就是格杀勿论。 张国焘为何会叛逃？ 1938年1月，张国焘因为惧怕死亡的恐惧，怕王明对他下手，有了脱离党组织的念头。 可以说：王明是将张国焘逼走的导火索，是给张国焘已经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，最后一击的那个人。而那次谈话，就是压垮张国焘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当然王明本身对革命的悲观思想，对革命前途信心的丧失，对抗日运动的不信任，也是他另谋出路的原因。 除此之外，张国焘自己在晚年也曾反思自己“不够泼辣”，就是在关键时刻缺乏坚持己见的决心，容易被外部压力压垮，说得直白点：就是抗压能力不强。 他这种性格弱点，是有先例的。早在
